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徐达内 > 媒体札记:风声鹤唳

媒体札记:风声鹤唳

作者:詹万承
 
媒体札记:风声鹤唳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这22个字组成的短句,像是一架盘旋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顶的敌机,过去五天来一直在嗡嗡作响,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掷下炸弹,轰得知识分子群体鸡犬不宁。
 
1月29日,新华社电稿带来教育部部长最新指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法律、道德三条底线”:“袁贵仁指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一个“绝不”,三个“决不”。中共对高校领域意识形态的严防死守,在此之前早有诸多迹象可觅——1月19日,中办联合国办一并发文,要求“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1月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领导刘云山强调,“各级党委要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党委书记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总而言之,自2013年8月19日最高领导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以来,加强管束循序渐进的推进脉络早已清晰可见。
 
无疑,袁部长这一次是撞到了民间舆论场的枪口上,尤其,教育部又是众多部委中不那么强势一个。接受各方愤怒口水的检阅,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夏商  即有言,“袁贵仁同志,您一忠诚的马列主义者,穿着西装,戴着领带,涂着染发膏,抹着润肤乳,对着麦克风,然后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课堂。’这样真的好么?”
 
西方价值观这顶大帽子,也被@RU李华芳  盖到领导人头上:“对袁贵仁构成挑战的是这些时不时热爱荐书的领导同志,什么温家宝推荐的亚当·斯密啊,王岐山推荐的托克维尔啊,李克强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啊,这些西方价值观的东西,你说高校教师到底讲不讲?”
 
同样是以领导人的名义,@刘春  想起去年的热播剧《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小平复出后第一个分管的是科技教育,第一件事是引进西方教材,为此他求助于分管财政的李先念,特别划拨了10万美金,并且说,这个回报至少上百上万倍。我看到此泪流满面。历史关头需要伟人,中华民族幸遇邓公。不知现任教育部长(我老乡)如何读解此事?”
 
类似反驳的集大成者是北大法学教授沈岿,微博上曾大面积流传过他咄咄逼人的“三问”。
 
开门见山的第一问,自是离不开马列与中共的渊源:“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循此路径,第二问的现实针对性更强,需解决问题也更棘手:“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的区别标准?”
 
到最后一问时,才显学术功底:“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您所领导的教育部,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宪法第19条),关系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宪法第20条),关系到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归根结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您如果轻言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稍有不慎,就会存在触犯宪法、法律的可能性。”
 
经过@何兵  、@徐昕  及@袁裕来律师  等法学界大V转发,“沈岿三问”一时间赢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满堂喝彩。
 
但是,中国青年网却认为这“完全是明知故问”、“无非包藏祸心”,“‘三问’竟然疯传,并且还将火烧到了袁贵仁个人身上。这是一个怪现象。三条底线,无非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四个要求,明说了,无非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层次的要求,相信在任何国家,都是基本底线。对此进行追问,就像追问美国总统为何要反恐,追问英国人为何要效忠女王一样”:“…都是已有定论的,并且是底线要求,是宪法规定的,是涉及国体政体发展道路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涉及政权安全的问题。在已有定论和涉及底线的问题上发问,本质一定是搅混水,是试图打破底线,搞乱已有定论。”
 
依据这家共青团中央所办网站之见,“沈岿三问”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譬如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显然是‘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语法’。这不是善意的讨论,更不是学术的追问,而是挖坑,否定和挑战”:“这只说明,意识形态问题需要加力,需要抓好。底线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东西方都一样…‘三问’是可笑的,但‘三问’疯传,也是给今天的高校教育提了一个醒:现在的形势,已经到了必须‘守底线’的地步,到了高校必须加强宪法教育,维护宪法权威的地步。 倘再退一步,将守无可守。”
 
质疑争辩过程中,另一段部长大人四年前讲话也被挖出,被视作食言自肥:“2011年3月7日下午,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听取了政协委员方方面面的建议,并当场给予答复…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当然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度引入,袁贵仁指出‘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
 
四年前他说“要引进更多国外教育不怕西化”,四年后他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课堂”,彼一时与此一时的说辞为何判若两人?
 
“在他们眼里,政治正确永远比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更重要”,这是@应天澜  的看法,“不是袁贵仁不明白这些道理,而是在中国特色制度下,袁贵仁们心存恐惧,只能将个人命运与政党利益捆绑。”
 
这话,如果再往前一步,便是@海柳云烟  所总结:“袁贵仁的政治表白证明了两个常被改良派掩饰与误导其实显而易见的专制政治逻辑:1、权贵的任何政治表白第一动机是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政治文宣所虚拟的漂亮诱人的正义目的;2、权贵们的任何政治表白都是当局权力意志的共性背书,而非派系目的…”
 
对教育部部长的不满与愤怒,爆发出比平时更巨大的能量和威力,@王青雷  甚至直呼,“一个教育者,不倡导独立思考、民主文明,却为专制备书,这样的人有何颜面治引教方?!请教育部的袁贵仁下课!”@陈有西  亦有言:“在世界历史上,不说假话当不了政治家;在今日中国,不说白痴话当不了部长。”
 
果然!
 
环球时报听完袁贵仁讲话,大约便已预料到眼下局面,“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击”:“一席讲话又捅了互联网舆论场的‘马蜂窝’…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而对这个话题做尖锐争议,舆论场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扬西方价值观,这里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将“西方价值观”解释为“西方政治价值观”,这篇昨日获凤凰网首页推荐之论,或许并不能算是高明的辩护策略,因为在南都记者孙旭阳的论述中,其实还有更为妥当的推卸之说:“批评者真的不知道袁部长口中的‘西方价值观’确指的是什么吗?如果袁部长在‘西方价值观’前面加一个定语——‘有害的’,批评者将如何反驳?”
 
这位时常态度决绝的少壮派记者,昨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中自陈,“一句话,对袁贵仁先生的批评,都没有超越‘廷争面折’的范畴”:“换句话说,批评袁部长的人,绝大部分都很类似古代朝廷上的清流,比如明朝的东林党人。他们与其是说在论敌错了,倒不如说是在向皇帝证明论敌错了。圣上的心头好,本朝的马列主义,都应该供奉在太庙里不许臣民妄议。袁部长要一棍子打死西方价值观,就是在跟本朝立国之本作对,是在寻圣上的不快。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过,真要说袁贵仁先生敢悖谬到如此地步,恐怕他的批评者也不相信。说白了,就是话语策略而已。袁部长吃相太难看,基本逻辑都不通,抓住他对西方价值观的全称判断,疗效来得最快。”
 
也果如孙旭阳所料,袁贵仁日前在《求是》杂志所刊出的《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对比新华社电稿即可发现,的确对批判对象有限定修饰,袁部长所针对的是“西方错误观点”而非“西方观点”:“…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不断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宣传阵地管理,不给错误言论以传播渠道。”
 
光明网理论频道前日所刊文章,也对“西方价值观念”有进一步解释,“在当今中国,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错误思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而并不包括那些正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一直都是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来造福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国外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也是我们从不排斥国外优秀价值观的一个明证。”
 
看上去,署名为朱继东的文章,像是这位社科院法学博士,对“沈岿三问”又来了次反击,“‘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是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教师必须守好的政治底线和法律底线,并不能由此推断出不允许高校教师进行正常的批评。批评的基本意思主要是评论、评判,是指对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也包括对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抨击等等…‘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高校教师必须守好的一条道德底线…如果高校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向学生传授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在内的错误价值观,自然会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甚至误人子弟,又如何能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呢?”
 
如此说来,难道这仅是新华社记者刘奕湛引用不严谨所导致的一场风波吗?如果该记者在电稿中说到“西方价值观念”时,在前面加上“错误的”或者“有害的”,便不会引来如此大规模的口诛笔伐吗?对袁贵仁个人来说,也许是有可能躲开,对整个高校系统来说,议论却是无可避免。
 
自2014年年底辽宁日报祭出“呲必中国”一词以来,舆论场上关于高校课堂话语权的议题一直甚嚣尘上。舆论一不留神就对某些信息作出过度解读,可是回头一想好像又觉得与蛛丝马迹暗合。于是,坐井观天式猜测,惊弓之鸟般心态,义正言辞地控诉,强而有力的反击,交织在五彩的舆论场上,为各取所需提供着便利。
 
对于袁部长的发言,贺卫方自然也有话要说。老鹤浸淫微博日久,一张口也学会了话中带刺:“…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且基本上都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显贵家庭把孩子直接送到如哈罗公学之类西方中学读书,一流大学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也不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成为一大困难…”
 
鼎鼎大名的英国哈罗公学,正是薄瓜瓜的中学母校,他上周五虽未直接点名,话锋却并未就此收住,而是仿佛置身于庭辩现场,在最后时刻给对手致命一击:“教育部可否规定:至少领导人子女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留学?”
 
作为《博客天下》杂志眼中的“敏感人物”,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此率性直言,不免又让追随者捏了一把汗。就在上月24日,求是网还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一文中连发两箭,直指当世声明卓著的两位教授学者:“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必须不留死角,高校教师应该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
 
虽不是白纸黑字的《求是》杂志,但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名号,求是网的刊文还是被舆论赋予各种解读。对此,贺卫方倒是一如既往风淡云轻,面对来势汹汹的宁波市委宣传干部徐岚,他在微博中的回应依旧理性平和,“在徐岚女士点我和陈丹青名的文章中,有些真实问题亟待讨论,如她所提‘必须警惕乱戴帽子、乱贴标签的舆论暴力行为…是不是只要将中国作为负面案例就理所应该遭到炮轰?’就是急需确立清晰界限的。另,我遭点名只因‘大谈宪政’,谈宪政算抹黑么?倡议理性讨论,反对人身攻击。”
 
贺卫方微博头像是一只洁白的仙鹤,他也向来以老鹤或守门老鹤自称,人如其名,老贺在微博舆论场上是鹤立鸡群,风吹草动之际也不免风声鹤唳。
 
环球时报近期社评中,两度在标题提及贺卫方。《求是网点名贺卫方是“信号”吗》,上周五这份人民日报子报以此切入,探讨求是网点名意味着什么,“一些自由派人士看上去很担心这是一个‘信号’,因而联手通过网络进行反击。如今被‘官媒’‘官网’点名被一些人当成‘荣耀’,一些人则为此不安。有的人二者兼而有之”:“‘官媒’‘官网’点名声讨自由派的知名人士,这是否真的意味着被点名的人将会‘倒霉’?开始时挺像,后来被点名的人多了,又不那么像了。如今的‘官媒’‘官网’已与过去不同,未必都是官方的声音,只有党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才有那样的分量。很多‘官媒’‘官网’做了面向市场的自我改造,也开始重视‘抓眼球’,发声尺度尚无明确的新标准。”
 
一定程度上剥离《求是》杂志与求是网关系,并不预示着环球时报要为贺卫方仗义执言,相反,在胡锡进团队看来他反倒有点注定在劫难逃:“贺卫方等人在舆论场很活跃,他们反过来被媒体点名批评,按说这是他们应当承受的。哪有只能他们搞批评,自己却谁都惹不得的道理是…一些贺卫方的支持者认为求是网‘很恶毒’,并且对批评贺、陈的文章作者徐岚搞‘人肉搜索’般的攻击,很难说这种情况下徐的处境比贺、陈更轻松。”
 
也难为环球时报了,一方面必须及时澄清,“求是网点名贺卫方不能等同反右重演”,另一方面,又要忙着以正视听,“舆论不需对贺去广东讲座做过多解读”。
 
2014年12月10日的讲座,过去已然月余,重温环球时报当时之论可发现,在对待类似旗帜性公众人物时,舆论仍存在着相似的心理,“广东省委老干部局同广州市委老干部局10日联合举办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邀请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做报告。广东省媒体就此公开做了报道,在舆论场引起不小波澜”:“…贺卫方是中国舆论场的活跃人士。他对‘宪政’的强烈呼吁,对中共不履行登记手续的质疑,对军队国家化的主张等等,都曾被广泛熟悉…一些人认为,这次请贺讲座是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像贺那样‘公开支持推行西方宪政’至少是没有问题的,现行体制或者体制的一部分对此是接受甚至‘欣赏’的…我们不太相信广东省委老干局有发出这种信号的意愿,也很难相信该局领导有意蹚舆论场斗争的浑水。或许更大的可能是,这被当成了一场普通的讲座,负责最终确定这场讲座者人选的领导并不了解贺的背景,或者想不到这件事将会造成很大影响,事情‘很简单’地发生了。”
 
身为环球时报当家人的胡锡进,虽在微博发言日渐稀少,前日也还是忍不住说了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难度很高的一项工作,不可搞形式主义,应注重润物细无声的道理。”

0

 
推荐 28